《人民日报》前领导人、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邓拓，酷爱书画，是琉璃厂的常客。他陆续在这里买了不少古书和名人字画，那时这些东西价钱便宜，邓拓的稿费和工资还能应付。但碰到价高的珍品，他就囊中羞涩了。1962年，重庆的白龙平先生携其珍藏的苏东坡的名画《潇湘竹石图》来京求售。因有人认为此画是赝品，荣宝斋没有收购。邓拓听说并看过后，认为确为宋画，有心购买。经朋友斡旋，售价降至5000元。邓拓最后以一个老顾客老朋友身份，请荣宝斋暂垫，由他们挑选他的藏画偿还。荣宝斋最后从邓拓的藏画中选出32幅抵还。
　　领导干部喜爱收藏，乃个人兴趣爱好所在，无可厚非。想起了毛泽东与人“争夺”名著碑帖一桩“趣闻”：1937年秋，左翼作家舒群来到山西，任八路军总部随军记者并担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。行军途中，在一片废墟里，舒群竟拾得莎士比亚的《汉姆莱脱》、《奥瑟罗》、《李尔王》、《仲夏夜之梦》四本书，另有《石索》、《三希堂》残帖各两卷。1938年初春，舒群在朱光的陪同下，来到毛泽东住处。面对心仪已久的伟人，舒群倾尽挎包中珍藏数月的名著和碑帖，献给毛泽东。毛泽东喜不自胜，却不料，一旁的朱光向毛泽东提出了“见面分一半”的要求。毛泽东听了，脸上作激愤状，口中连连斥曰：“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”在面红耳赤、你“争”我“抢”中，朱光索取了《奥瑟罗》和《李尔王》，以及《石索》碑帖。伟人也罢，领袖也好，作为性情中人，对收藏的热爱，从中可见一斑。只是，这样的收藏与贪无关，与贿无涉。
　　是啊，不论是谁，收藏从来都须收之有理、藏之有道。对领导干部的收藏而言，则更应如此。然而，对于贪官又哪里做得到呢？荣宝斋记忆犹新，与邓拓“绝不会强来”不同，“康生是经常这么干”的。曾看到一个材料：有一天，康生来到张伯驹家中，借了几幅明清字画。一晃几个月，康生那儿再没了一点儿消息。无意之中，张伯驹把这件事跟陈毅说了。陈毅十分生气，回去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。于是，总理让邓颖超传话“旁敲侧击”。
　　康生没有想到，周恩来、邓颖超会插上这让自己无法抵挡的一杠。当晚，只好让人把那几幅画儿送回到了张伯驹家。
　　步后尘者，自是不绝。已被判处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的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原局长王天义，喜欢附庸风雅。他大量购买古董、书画等艺术作品，其收藏价值总值达600余万元。其中一部分已经查证，是用受贿来的钱购买的，或直接由行贿人付款，或直接委托行贿人到拍卖行竞买所得。无独有偶，郑筱萸案所涉行贿名单中，包括海南康力元集团。在纪委部门查实的证据中，联系两者的实物是一幅价值数十万元的画作。一位知情人士透露，郑筱萸本人有书画方面的爱好，康力元的这个礼物显然是投其所好。而康力元获得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——国家药监局网站显示，海口康力元制药有限公司历年来共获得批文277个，仅2005年就获得了100多个批文，其中利润最高的抗生素类药占了很大部分。
　　“上有好之，下必迎之”。只要领导干部有爱好，别有用心者总会千方百计迎合之，最终拉人下水、为其谋利。但收藏不能成为“雅贿”的代名词，领导干部决不能将自己的收藏建立在“雅贿”之上。国家文物局日前发出通知，要求制止和坚决纠正国有文物送礼的违法行为。其实，这不仅是“文物界”也是全社会都面临的一个严肃话题，也更是摆在热衷于“雅玩”的官员面前的一个严肃话题：“雅贿”也是贿赂，“雅贿”涉嫌违法犯罪！